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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“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”四大的核心“大批判”，即以权力为背景、倚仗而非以事实、逻辑为归依的政治审判、裁断。“批判”被冠以“大”的词头，使它超出说理、论理范畴，成了用阶级斗争眼光看待一切，情绪化、非理性的政治斗争、群众运动。其表现形式是批判斗争。在基层单位对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进行批斗，除了乱扣大帽子（对领导有意见就是反党）的政治审判，还伴之以辱骂、体罚，挨批者只能唯唯诺诺、丑化自己。在报刊广播媒体上万人同声的口诛笔伐，没有一点杂音。

文革时期十六条把大批判规定为文革的重要任务之一、斗批改的主要阶段，两报一刊甚至专门发了社论《抓紧革命大批判》（1969年8月25日）。并把它确定为文科大学的教改方向和内容。大批判被加上“革命”的定语后，更加恶性发展到打倒一切、以言杀人的地步。虽然语气、措辞、逻辑、分析方法、视角与文革前一样，但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、学术转向社会生活，对象指向从官员到历次运动挨整者、普通百姓，战线散乱，到处开花，除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本身无人可以幸免。今天批判人，明天被批判。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成为左右大批判方向的神经质主宰。“大批判开路”非常形象地描写了它在当时所起的荒唐作用：为政治上的前面整肃清算提供民意？D舆论合法性支撑。《炮打司令部》（毛泽东）、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？》（戚本禹）和姚文元文章（批《海瑞罢官》、三家村、周扬、陶铸），可入选大批判经典。

群众性大批判的战场由报刊、学术转向社会生活，被暴力化的大批判直接成为政治运动本身，大字报、大辩论、声讨通电、传单标语口号漫天飞，高帽子、黑牌、批斗砸烂了党和国家行政机器。天下大乱。甚至形成各说各话的群众性派别组织（大字报、大批判的文斗成为日后武斗的前期准备），看似这一切出于自发，其实仍然是使用着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（指责对方背叛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”），仍然听命于中央集权――中央文革指示、两报一刊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的联名通令指挥、控制着一切。清理阶级队伍、整党时人人过关的斗私随时可以迅速发展到批修，再没有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的明确界限。